对于任何问题，首先要找到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东北振兴同样如此。

　　自2003年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现状仍然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东北经济发展滞后，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与新时代市场经济之间产生了冲突。因此，东北振兴必须从改革与完善传统的体制机制入手，以全力建构区域的内生发展能力。而借助“飞地经济”模式则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缓解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矛盾，为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提供有效模式。

　　东北地区资源富饶、基础设施等支撑能力较强，沿边沿海的区位条件优势显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和重要的工业与农业基地，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资源、产业、科教、人才、基础设施等支撑能力较强，对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今，东北地区虽然经济增长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但仍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有人把东北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归结于自然条件和长期人口外流和负增长。实际上，自然条件的优劣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天气寒冷是劣势也是优势，可以发展寒地试车产业园、寒地旅游和影视基地，等等。至于人口自然增长不足和人口总量增长下降，既是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

　　市场化程度不高、营商环境不佳是东北经济发展存在的致命弱点，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缺乏创新创业的环境，创新能力比较弱，思想观念不够解放等成为“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根本原因。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非常强盛，而国有企业占比大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营商环境相对较差且改善困难。因此，东北振兴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改善营商环境，给企业家和人才更多的信用、机会和发展空间。这不是靠资金和经济扶持政策可以解决的，最好的办法是依靠引入外源性要素打破路径依赖。

　　“飞地经济”是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体制机制限制，跨空间经济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制度创新的产物。按照飞地经济管理方式，可分为飞入地管理型、飞出地管理型、两地共管型。“飞地经济”类似如经济特区，但不同于有的专家提出的直辖市。

　　发展飞地经济具体要解决为什么“飞”、“飞”什么、从哪里“飞”、怎么“飞起来”、“飞”到哪里去等问题。从东北地区实际来看，若能抓住新时代新一轮改革开放契机，把发展飞地经济作为打破瓶颈、创新探索区域合作共赢的模式，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用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当能收到较好效果。基于人口自然增长不足和人口总量增长下降的现实，东北发展飞地经济的首要任务与重点是吸引人尤其企业家。企业家多了，就会带来更多民营资本和就业机会。为此，东北地区要实现由发展重工业吸引人向打造宜居、宜游、宜养之地吸引人转变；还可通过建设飞地产业园区、旅游项目、中外商品商业区、创办大学园区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发挥区域、资源、成本优势则是解决飞地经济从哪里“飞”的出发点。例如，利用“一带一路”北出口，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和毗邻朝鲜的区位优势，东北地区可以探索建立自贸区、俄罗斯城、韩国城、跨境物流区等；利用土地资源丰富、能源成本低等优势，建设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有机生态农业园）、寒地试车基地、历史文化旅游基地、跨境旅游合作基地、边境旅游基地等。

　　东北振兴最重要的还在于要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由于飞地经济是为了打破行政区域分割，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但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恰恰又来自行政力量自身的作用。因此，对于东北来说，与对飞地属地化管理或双方共同管理相比，采取政府主导建设，飞出地托管、代管方式，不仅有利于克服行政边界的束缚，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两地跨地共建共管带来的观念、决策机制、协调机制等摩擦，处理好双方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问题，更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全面改善营商环境，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共同推进东北全面振兴。

　　（张鑫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